爲什麼美國這麼無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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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爲什麼美國這麼無聊（一）提到，美國城市的無聊主要是因爲缺乏可步行性，而這源於過於分散的攤大餅式城市規劃。
分區規劃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絕大部分城市有相當嚴格的分區規劃（Zoning）法律。分區規劃是美國現代城市的核心思想，即把不同功能的設施分別限制在不同地理位置。大致來說，有居住區、商業和娛樂區、企業辦公區、學校和政府機構、工業區。這些區域井水不犯河水，互相用道路連接起來。分區規劃的法律嚴格限制業主更改土地的用途，對任何形式的重建都有審批程序。舉例來說，假設你在居民區有一塊土地，那麼這塊土地只能建成居住用途的住宅。如果想把它改成一個雜貨店、餐廳或者旅館，意味着要通過繁雜而冗長的程序，最終還不一定能得到批准。這就是爲什麼當我漫步在美國的住宅區的時候，幾乎看不到任何其他形式的商業設施——這與前現代的城市，譬如紐約曼哈頓和歐洲老城有着鮮明的對比。
分區規劃法律和一切大政府的思想一樣，本意總是美好的。在沒有分區規劃法律之前，各種用途的建築混在一起，譬如過去的曼哈頓的住宅一牆之隔就是一家工廠或者屠宰場。不同類型的設施確實會相互干擾，這是毫無疑問的。有了分區規劃法律之後，美國的城市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切建築都要服從城市規劃者和社區委員會的意志。
城市規劃者通過研究，設計出了住宅區的劃分，以及配套的學校、公園的數量。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愚蠢而狂妄的理念，它假設了人的需求是一樣的，無論經濟水平、種族年齡結構以文化偏好。即使是同質性很高的社區，隨着時間演變產生的代際差異也是不可忽略的。如果社區不能很好地適應人需求的變化，那麼人只能用腳投票離開這個社區。美國大量的社區就是這樣逐漸衰落的，但等到城市規劃者意識到問題，數十年已經過去了。
舉例來說，很多住宅區規劃制定了容積率上限和人均最小面積。但當一個地區經濟結構改變以後，居民的身份構成和職業需求也會隨之改變。例如出現了大量工作機會的舊金山，涌入的外來年輕人口更傾向於和朋友一起在市中心合租公寓，而不是住在郊外擁有大草坪和車庫的單家庭房屋。
城市規劃者還根據人口分佈規劃出了商業區，這種規劃一旦制定就難以再根據實際的市場改變。或許在規劃的初期，規劃的商業區和市場需求在某種程度上是匹配的，但後來可能就越來越偏離市場需求，慢慢地商家就陷入窘境了——他們無法根據客戶需求的改變靈活地調整。美國二戰以後涌現出的大量郊外的購物中心，如今正在走向沒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各地都有法律規定了商業設施所需配套的停車場車位數量下限。譬如一個餐館，必須按照餐檯的數量配備一定比例的停車位，如果達不到要求，那麼商家就要繳納罰款。其他商業設施和住宅也一樣——紐約的布朗克斯某些地方規定每個住宅單元必須配備兩個停車位，即便是很多人根本沒有車。
並不出乎意料的是，在美國改變分區規劃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牽涉到了複雜的官僚系統和低效的民主制度。曼哈頓一河之隔的長島市曾經被規劃爲了工業區，但是當地的工業衰落了，留下了大量的廢棄廠房。這裏有非常方便的公共交通，乘坐地鐵到曼哈頓只要5分鐘。可惜如此令人垂涎的地區竟然就此淪落爲一片廢墟和犯罪集中地。經過開發商們長達幾十年的努力，紐約市政府終於在十幾年前通過了重新分區規劃，把長島市改爲了居住商業混合區，纔終於重獲新生，這幾年長島市高樓如雨後春筍。如果沒有僵硬的分區規劃法律，這個過程可以快得多，畢竟由利益驅動的開發商早就想到了。
和各種不必要的政府監管一樣，分區規劃只是製造了腐敗和尋租空間，妨礙了經濟發展。和計劃經濟一樣，分區規劃的理念也是自以爲理性的精英「致命的自負」的體現。
理性主義的失敗
比起人口自然聚集形成的歷史城市，這種基於理性主義的城市規劃理念是相當晚纔出現的。這種規劃理念的一個重要奠基人是出生於瑞士法語區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他也是現代主義建築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柯布西耶在年輕的時候（二十世紀初）遊歷了整個歐洲，從中歐到君士坦丁堡，再到意大利，足跡遍佈各大古典城市。他的理念是建築和城市滿足簡單生活需求即可，旗幟鮮明地反對古典主義的美學風格。
柯布西耶最重要的遺產是他在1943年發表的《雅典憲章》（法语：Charte d'Athènes），其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按照功能對城市進行劃分。雅典憲章影響了整整一代建築師和全球的城市規劃者，使我們至今生活在它的陰影之下。雅典憲章中提出的「功能城市」的理念把城市定義爲居住、工作、休閒和交通四大功能的集合，具有十分強烈的理性主義烙印。正如柯布西耶曾經說過的「房子是用於居住的機器」，城市所有的部分都應該具有單一、明確的用途。柯布西耶也是一個要以適應汽車出行爲目的的理念的支持者。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按照功能劃分、並用高速公路連接不同部分的城市規劃在美國大行其道。
不僅僅是美國，二戰以後蘇聯的城市規劃者也被這種絕對理性指導的、富有秩序和統一性的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所吸引。由於沒有西方產權制度的束縛，這樣規劃出來的城市在蘇聯遍地開花，進而影響了東歐國家和中國的城市建設。就拿蘇聯來說，二戰前的建築風格（斯大林式）與二戰後的建築風格（赫魯曉夫式）是截然不同的。這也是爲什麼中國（以及蘇聯、東歐）的城市這麼醜陋的原因之一。
要說哪個城市是完全依據雅典憲章理論規劃出來的，那當數巴西利亞。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里約熱內盧一直是巴西的首都。二戰以後，巴西總統庫比契克提出建設巴西新首都的計劃。這個從荒原中拔地而起的城市從開始設計到最終落成一共只用了三年半的驚人時間，從頭到尾貫徹了雅典憲章的功能分割和機械化交通的設想。遺憾的是，巴西利亞已被批評爲巴西最不宜居的城市。這座城市比北美的城市更加依賴汽車，步行是完全不可行的，哪怕是在所謂的市中心，也只有高速公路。巴西利亞沒有南美和歐洲大部分城市那種可以聚集行人的街道，也沒有什麼商店，市中心只有一片荒蕪。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正當城市規劃師們沉浸在二戰後理性主義的狂歡中時，一本1961年出版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猶如重磅炸彈，徹底挑戰了雅典憲章的城市規劃理論。這本書的作者簡·雅各布斯從社會學的角度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城市規劃理念，尤其是高速公路的過度建設。她身體力行堅決反對計劃拆毀曼哈頓下城Soho區和小意大利、給高速公路讓路的「曼哈頓高速公路計劃」。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反對當時流行的分區規劃理念，包括汽車公路和街區公園的建設。她提倡高密度、混合用途以及以行人爲中心的街道。這種思想在六十年代看來是非常落後保守、標新立異或者離經叛道。
半個世紀以後，隨着歐洲的再次繁榮，美國人也終於意識到了要開始「再城市化」。越來越多人，尤其是千禧一代，已經開始移居到城市中去了。近年來許多報道表明，房地產市場中「可步行性」越來越成爲一個賣點。幾十年前遍佈美國各個城市，而後來被拆毀的路面有軌電車系統也開始復興，目前有許多城市都在建設中。古老的混合式社區正在煥發新生，這無疑是對幾十年前秉承了理性主義的城市精英的嘲諷——沒有什麼理想的城市規劃可以取代每個人的偏好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城市規劃者應該做的是如何爲自然形成的社區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而不是自作聰明的告訴人們應該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