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这么无聊（二）
我在为什么美国这么无聊（一）提到，美国城市的无聊主要是因为缺乏可步行性，而这源于过于分散的摊大饼式城市规划。
分区规划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绝大部分城市有相当严格的分区规划（Zoning）法律。分区规划是美国现代城市的核心思想，即把不同功能的设施分别限制在不同地理位置。大致来说，有居住区、商业和娱乐区、企业办公区、学校和政府机构、工业区。这些区域井水不犯河水，互相用道路连接起来。分区规划的法律严格限制业主更改土地的用途，对任何形式的重建都有审批程序。举例来说，假设你在居民区有一块土地，那么这块土地只能建成居住用途的住宅。如果想把它改成一个杂货店、餐厅或者旅馆，意味着要通过繁杂而冗长的程序，最终还不一定能得到批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漫步在美国的住宅区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形式的商业设施——这与前现代的城市，譬如纽约曼哈顿和欧洲老城有着鲜明的对比。
分区规划法律和一切大政府的思想一样，本意总是美好的。在没有分区规划法律之前，各种用途的建筑混在一起，譬如过去的曼哈顿的住宅一墙之隔就是一家工厂或者屠宰场。不同类型的设施确实会相互干扰，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了分区规划法律之后，美国的城市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切建筑都要服从城市规划者和社区委员会的意志。
城市规划者通过研究，设计出了住宅区的划分，以及配套的学校、公园的数量。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愚蠢而狂妄的理念，它假设了人的需求是一样的，无论经济水平、种族年龄结构以文化偏好。即使是同质性很高的社区，随着时间演变产生的代际差异也是不可忽略的。如果社区不能很好地适应人需求的变化，那么人只能用脚投票离开这个社区。美国大量的社区就是这样逐渐衰落的，但等到城市规划者意识到问题，数十年已经过去了。
举例来说，很多住宅区规划制定了容积率上限和人均最小面积。但当一个地区经济结构改变以后，居民的身份构成和职业需求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出现了大量工作机会的旧金山，涌入的外来年轻人口更倾向于和朋友一起在市中心合租公寓，而不是住在郊外拥有大草坪和车库的单家庭房屋。
城市规划者还根据人口分布规划出了商业区，这种规划一旦制定就难以再根据实际的市场改变。或许在规划的初期，规划的商业区和市场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匹配的，但后来可能就越来越偏离市场需求，慢慢地商家就陷入窘境了——他们无法根据客户需求的改变灵活地调整。美国二战以后涌现出的大量郊外的购物中心，如今正在走向没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各地都有法律规定了商业设施所需配套的停车场车位数量下限。譬如一个餐馆，必须按照餐台的数量配备一定比例的停车位，如果达不到要求，那么商家就要缴纳罚款。其他商业设施和住宅也一样——纽约的布朗克斯某些地方规定每个住宅单元必须配备两个停车位，即便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车。
并不出乎意料的是，在美国改变分区规划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牵涉到了复杂的官僚系统和低效的民主制度。曼哈顿一河之隔的长岛市曾经被规划为了工业区，但是当地的工业衰落了，留下了大量的废弃厂房。这里有非常方便的公共交通，乘坐地铁到曼哈顿只要5分钟。可惜如此令人垂涎的地区竟然就此沦落为一片废墟和犯罪集中地。经过开发商们长达几十年的努力，纽约市政府终于在十几年前通过了重新分区规划，把长岛市改为了居住商业混合区，才终于重获新生，这几年长岛市高楼如雨后春笋。如果没有僵硬的分区规划法律，这个过程可以快得多，毕竟由利益驱动的开发商早就想到了。
和各种不必要的政府监管一样，分区规划只是制造了腐败和寻租空间，妨碍了经济发展。和计划经济一样，分区规划的理念也是自以为理性的精英「致命的自负」的体现。
理性主义的失败
比起人口自然聚集形成的历史城市，这种基于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是相当晚才出现的。这种规划理念的一个重要奠基人是出生于瑞士法语区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他也是现代主义建筑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柯布西耶在年轻的时候（二十世纪初）游历了整个欧洲，从中欧到君士坦丁堡，再到意大利，足迹遍布各大古典城市。他的理念是建筑和城市满足简单生活需求即可，旗帜鲜明地反对古典主义的美学风格。
柯布西耶最重要的遗产是他在1943年发表的《雅典宪章》（法语：Charte d'Athènes），其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按照功能对城市进行划分。雅典宪章影响了整整一代建筑师和全球的城市规划者，使我们至今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雅典宪章中提出的「功能城市」的理念把城市定义为居住、工作、休闲和交通四大功能的集合，具有十分强烈的理性主义烙印。正如柯布西耶曾经说过的「房子是用于居住的机器」，城市所有的部分都应该具有单一、明确的用途。柯布西耶也是一个要以适应汽车出行为目的的理念的支持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按照功能划分、并用高速公路连接不同部分的城市规划在美国大行其道。
不仅仅是美国，二战以后苏联的城市规划者也被这种绝对理性指导的、富有秩序和统一性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所吸引。由于没有西方产权制度的束缚，这样规划出来的城市在苏联遍地开花，进而影响了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城市建设。就拿苏联来说，二战前的建筑风格（斯大林式）与二战后的建筑风格（赫鲁晓夫式）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以及苏联、东欧）的城市这么丑陋的原因之一。
要说哪个城市是完全依据雅典宪章理论规划出来的，那当数巴西利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里约热内卢一直是巴西的首都。二战以后，巴西总统库比契克提出建设巴西新首都的计划。这个从荒原中拔地而起的城市从开始设计到最终落成一共只用了三年半的惊人时间，从头到尾贯彻了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割和机械化交通的设想。遗憾的是，巴西利亚已被批评为巴西最不宜居的城市。这座城市比北美的城市更加依赖汽车，步行是完全不可行的，哪怕是在所谓的市中心，也只有高速公路。巴西利亚没有南美和欧洲大部分城市那种可以聚集行人的街道，也没有什么商店，市中心只有一片荒芜。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正当城市规划师们沉浸在二战后理性主义的狂欢中时，一本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犹如重磅炸弹，彻底挑战了雅典宪章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的作者简·雅各布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城市规划理念，尤其是高速公路的过度建设。她身体力行坚决反对计划拆毁曼哈顿下城Soho区和小意大利、给高速公路让路的「曼哈顿高速公路计划」。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反对当时流行的分区规划理念，包括汽车公路和街区公园的建设。她提倡高密度、混合用途以及以行人为中心的街道。这种思想在六十年代看来是非常落后保守、标新立异或者离经叛道。
半个世纪以后，随着欧洲的再次繁荣，美国人也终于意识到了要开始「再城市化」。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千禧一代，已经开始移居到城市中去了。近年来许多报道表明，房地产市场中「可步行性」越来越成为一个卖点。几十年前遍布美国各个城市，而后来被拆毁的路面有轨电车系统也开始复兴，目前有许多城市都在建设中。古老的混合式社区正在焕发新生，这无疑是对几十年前秉承了理性主义的城市精英的嘲讽——没有什么理想的城市规划可以取代每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城市规划者应该做的是如何为自然形成的社区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而不是自作聪明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